11月26日金鑫优配，《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发布，对未来五年首都发展的目标路径作出系统部署。其中提到，“十五五”时期，将推进琉璃河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纵观“十四五”时期，琉璃河遗址考古喜报不断：从入选“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1年度十件大事”、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再到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不断取得新进展，遗址保护进程不断加快。
7平方米墓葬出土“太保墉匽”青铜器
位于房山区琉璃河镇的琉璃河遗址，是目前北京地区可追溯到的最早的城市文明源头，被誉为“北京城之源”。
1974年，两座西周大墓的发现让琉璃河遗址走入人们的视野。从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堇鼎，到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伯矩鬲（lì），都出自这里。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面纱逐渐被揭开。
201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多家单位，重新启动对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大墓重启，琉璃河带给人的惊喜不断。三年间，琉璃河遗址新发现宫殿区之外的成规模夯土建筑，发掘了小型夯土建筑3座，清理了西周早期墓葬5座，新出土青铜器、玉器等各类文物百余件。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一组铸有相同铭文的青铜尊、卣、爵等器物的出土，为北京3000余年的建城史提供了不容置疑的实证。
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记得，这些青铜器出土于冬天。“1902号墓葬是偏中小型的贵族墓，面积仅有7平方米，能够在这么小的区域内出土青铜器，已经算是比较惊喜了。”
王晶和队员们将几件青铜器整体提取到室内。清理过程中，首先打开了青铜卣的器盖，发现器盖内壁和器身内底部都铸有相同铭文，且比较清晰。“当时，第一眼就看到了‘太保墉匽’的内容，感觉非常兴奋。”
“短短几个字，却能反映出特别重要的信息。”时任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的郭京宁介绍，这组青铜器上的铭文表明，城最早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是“太保”这个人。“同时说明城中有一座宫殿——匽侯宫，是西周琉璃河城中最大的宫殿，类似于故宫的太和殿，为今后的考古发掘提供了一个线索。”
此外，琉璃河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炭化植物种子，包括粟、黍、小麦、大豆、大麦等，反映出琉璃河先民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生产生活方式。
找到这些种子费了一番工夫。“我们会在现场收集土样，土中会有一些炭化的植物遗存，这些炭化的部分可以通过层层筛选找到，整个过程相当于‘洗土’，那些比较轻的种子就会浮到水面上，再借助显微镜，把它们一个个挑出来。”王晶说。
2022年7月，首届北京文化论坛揭晓了“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1年度十件大事”，“琉璃河遗址考古新发现见证北京三千年建城史”入选。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陶器。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发掘50年后，琉璃河新发现入选全国考古界“奥斯卡”
2025年4月24日，对于琉璃河考古队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正在北京举办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传来好消息，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也是继2016年“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后，北京地区考古项目再次入选全国考古界“奥斯卡”。
谈及此次入选，王晶表示：“直到消息宣布的前一秒，心里还是忐忑的。”
发现内外双城结构、首次在商周考古领域重建平民家族树、揭示了高等级建筑群的规模与结构……西周城市复杂性的传统认知被突破，“北京城之源”的结构更清晰了。
“发掘时，城墙地面以上的部分都不存在了，只保留了地面以下的基槽部分。”王晶说，在城墙北面三到五米的空白地带之外，有一处截面近似倒梯形的凹槽，这就是外城壕在三千年前开凿出来时的样子。“城壕的建设年代约为西周早期，废弃年代在西周中期之前，整个过程不到一百年，时间确实比较短。”
外城壕的发掘，也是整个发掘过程中最令王晶激动的部分。“外城壕的发掘最早从2022年开始，持续了三年时间。最初，我们发现是有壕的，从一开始揭露长度不到一米的壕沟，逐步扩大发掘面积，后面发现整条壕沟的宽度都能揭露出来，再扩大，又发现西周中期的墓地非常重要，（人骨）DNA成果也很好，到现在已经无法再进行扩大了，进入尾声阶段。”
如何确定琉璃河遗址是双重城垣而非单城垣结构？王晶表示，一般来说，城市的结构以城墙、城壕等线性结构为框架，之前的前辈学者已经找到了一重城垣，但商周时期在城市设计理念上已经有双重，甚至多重城垣的结构了。
“因此，我们一直不死心，觉得整个城市不会这么简单，应该有外城。通过一遍又一遍的考古勘探，先找到了城壕，又通过探沟发掘，发现它壕壁斜直、壕底近平的状态，显然是人工挖的。结合里面的堆积物也都是西周同时期的，所有因素加起来，让我们确定了这是具有防御、界标性质的城壕结构。”王晶说。
“双重城垣结构目前在西周封国中还从未见过，此次在琉璃河遗址中发现，让我们知道了西周时期的封国也可以有如此复杂的结构。这很有可能是因为燕国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才分封‘三公之一’的召公到这里，为他进行了复杂的城市规划设计。”王晶表示。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新发现的外城壕和城墙明确了遗址的双重城垣结构。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在城北发掘区，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片西周中期的小型平民墓地。这些墓地排列有序，似乎有亲缘关系。王晶表示，之前一直没有方法能够验证类似猜想，此次研究人员通过提取人骨DNA，经过高精度的全基因组测试，复原了这些平民之间的家族结构。
王晶举例，“31号和24号两座墓葬之间有姑舅关系，之后又发现了31号墓葬主人的三个儿子，接着发现了其中两个儿子的妻子及他们的孩子，这样的小故事反映了当时人群之间的血缘关系及社会组织关系。我们猜想，这一片墓地，当时既有四世同堂的大家族，也有人数较少的两三人的家族或独立个体。”
平民墓葬家族树的建立，有何意义？王晶表示，以往的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记述的大都是贵族、高等级人群，然而，平民之间以怎样的组合、怎样的方式生活，家庭结构如何，其实还是个谜团。“考古研究所做的重要内容，就是为这些平民发声，讲述他们的故事。”
琉璃河申遗前期工作正全面推开
今年8月，琉璃河遗址考古成果汇集最全、展出文物数量最多的展览在首都博物馆开展。180件（套）珍贵文物亮相“太保墉燕——房山琉璃河遗址专题展”，勾勒出一幅青铜为墨、夯土作纸的“北京城之源”长卷。
2025年8月，“太保墉燕——房山琉璃河遗址专题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展。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出土于琉璃河遗址、现为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堇（jǐn）鼎、伯矩鬲（lì）依次亮相，讲述着3000余年前的燕国故事。记载着西周封燕史实、有“北京城身份证”称号的克盉（hé）、克罍（léi），静静散发周礼幽光。
被考古界津津乐道的“一错三千年”的两件器物——伯鱼簋和圉簋（yǔ guǐ）也在此次展览中聚首，两件器物的器盖内铭文首次得到展示。2021年，琉璃河遗址M1901号墓新出土的伯鱼簋与40多年前出土的圉簋纹饰相同，器盖内铭文为“白（伯）鱼作宝尊彝”，器内底铭文为“王赐圉贝，用作宝尊彝”。据铭文推断，这两件簋的盖、身在下葬时应是混淆了，一错3000年。时隔40余年，两器重聚首，证明了（伯）鱼和圉实为同一人，为西周的名、字制度研究增加了确凿证据。
展览借助贵族墓葬场景复原、夯土基址剖面展墙、多媒体展示互动等多元手段，双重城垣结构、大型夯土设施、燕侯家族墓地等多项近年考古新发现得以生动呈现；房山区文化遗产监测与预防性保护平台系统整合云居寺塔等全区文物资源数据，呈现“数字房山文博一张图”，让观众在首都博物馆实现“房山文物云漫游”。
沿着时光的脉络，琉璃河遗址保护进程不断推进——2021年，为保护大遗址，房山区完成了对遗址核心区董家林、黄土坡两村536户宅基地、253户非住宅房屋共1897.09亩土地的腾退搬迁；2022年，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24年，琉璃河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遗址价值研究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工作稳步推进……
在今年10月举办的首都“十四五”规划高质量收官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全国文化中心专场上，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褚建好表示，琉璃河遗址是我国发掘时间最长、面积最大、内涵最丰富的西周封国遗址。为加强琉璃河遗址保护，北京提出“将琉璃河遗址打造为北京下一个申遗项目”。“目前，申遗前期工作正在全面推开。”褚建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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